那么，我们民族呢？
无神的世界
我们跟西方相反。
没错，华夏民族也有理性，但不是科学理性，而是道德理性或伦理理性。这种理性认为，人类天然地就是“群体的存在物”。群体是先于个体的，也是高于个体的。没有群体就没有个体，就算存在也没有价值。个体存在的价值、意义和任务，就是在群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恪守本分，作出贡献。因此，面对他人，要克制自己，叫“克己复礼”；面对自己，则要融入集体，叫“天伦之乐”。
显然，我们的忧与乐，都是群体和群体性的。是啊，想那天下原本属于圣上，它的兴亡干我等草民屁事，为什么要事事关心？只因为家国一旦沦亡，就没了安身立命之本，也就会累累如丧家之犬，惶惶然不可终日，这才性命攸关。
实际上，事事关心也好，匹夫有责也罢，我们最担忧的就是群的解体。因此中国人的忧患不是忧天，而是“上忧其君下忧其民”。同时也乐观，相信“天不会塌下来”，也不能塌下来。天是“人之父母”，如果塌了，奈苍生何？
老天有眼，当然是一种“有意识的自欺”，却又是“很必要的自欺”。无此自欺，内心就会崩溃。何况谁都清楚，那只是心理安慰和精神支持。天下的太平和社会的稳定，落到实处还得靠士农工商军民人等，靠大家心往一处想。老天爷其实靠不住，宗教和神就更不靠谱。
必须“以人为本”。中华文明的第一种精神产生了。
这就是“人本精神”。
中华文明也有人本精神吗？有，但与西方不同。西方在古希腊时就是“人本”，却又在中世纪变成了“神本”，这才需要文艺复兴，在更高的层次上回到“人本”。我们的人本精神则是相对于商的。商神本，周人本，如此而已。
但更重要的，是“人”不同。
西人是个体的、独立的、自由的，华人则是群体的、家国的、伦理的。维系群体，靠的是宗法制度、礼乐教化和血缘关系。我们相信，所有人都是“人生父母养”，所有人也都“未敢忘忧国”。因此，重莫大于孝，高莫大于忠，哀莫大于心死，乱莫大于犯上。任何时候，稳定都压倒一切。
然而《周易》说过，世界永远在变化，唯一不变的就是“变”。何况长翅膀原本为了飞翔，岂能不动？要动，又要稳，就只能盘旋。要变，又不能乱，则只能变成太极图。
太极图是什么？阴阳二极的内循环或窝里斗。它们可以旋转，可以消长，可以起伏，还可以互换，但不能出圈。至于那“二极”，可以是礼与乐、儒与道、官与民、出与入，等等等等。但总之，是人不是神。
也因此，要礼乐，不要宗教。
礼乐是从巫术演变而来的。前面说过，进入国家时代以后，原始时代的图腾和巫术都得变。巫术在印度变成了宗教，在希腊变成了科学，在中国变成了礼乐。图腾在埃及变成了神，在罗马变成了法，在中国则变成了祖宗（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二卷《国家》）。只不过，这一变化绕了一个弯：夏把图腾变成了祖宗，商把祖宗变成了神，周又把神变成了圣。
神变成圣，宗教的生就没了可能。
是的，没有可能。因为圣是人，不是神。圣人崇拜是人的崇拜，不是神的崇拜。何况周人之所以要圣，就因为不想要神。因此，我们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宗教，哪怕人神共处，或者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中华文明，注定只能是“无神的世界”。
空头支票你要不要
没有宗教，就不会有信仰。
什么是信仰？严格地说，信仰就是对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坚定不移地相信，比如上帝或安拉。这样的存在不属于自然界，不能靠科学实验证明；也不属于人类社会，不能靠日常经验证明。没办法，只能“信仰”。
难怪德尔图良大主教说：正因为荒谬，我才信仰。[5]
这样的对象，华夏历来没有。我们之所有，或者是自然的，如荀子的天；或者是世俗的，如墨子的义；或者既是自然的，又是世俗的，如孔子的命。死生有命，是自然的；富贵在天，是世俗的。就连老子的道，也一样。
至于殷商的上帝，则是他们的祖宗帝喾，以及其他已故的商君，即“天上的帝王”，也不是宗教意义上的神。
当然，民间并不是什么都不信。比如信神，信鬼，信风水，却其实“信而不仰”。和尚、道士、风水师，都可以花钱雇。至于烧香拜佛，则不过例行公事，又变成了“仰而不信”。你要让他真信，必须显灵。所谓“信则灵”，说穿了是“不灵就不信”，或“灵了我才信”。标准，是管不管用。
由是之故，我们民族的信，没有定准。祖宗、菩萨、狐仙、关老爷、玉皇大帝、太上老君，都可以是崇拜对象。某些农村的神龛里，还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国人对他们，一视同仁地给予礼遇。只要这些神灵能给自己带来实际上的好处，我们是不忌讳改换门庭的。
这是典型的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
它的背后，则是中华文明的第二种精神。
这就是“现实精神”。
所谓“现实精神”，也就是不承认“彼岸世界”。既没有宗教的彼岸，也没有哲学的彼岸，甚至没有科学的彼岸。因此，杞人忧天一直传为笑柄，清谈则被认为会误国。难怪魏晋玄学只能昙花一现，还要在后世备受诟病，尽管两晋之亡未必由于清谈（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十一卷《魏晋风度》）。
总之，所有一切抽象的、玄远的、非世俗的、不能兑现的，都不在视线范围之内。什么天堂，什么来世，什么末日审判，什么极乐世界，这些空头支票才没人当真感兴趣，只能哄骗愚夫愚妇。我们真正感兴趣的，还是君臣父子，三纲五常，哥们义气，天地良心。这些都不是信仰，但是管用。
我们真想要的，也是世俗的生活。
是啊，男耕女织，四世同堂，父慈子孝，共享天伦，才最是其乐融融。就连桃花源中人，过的也是这种日子；就连《天仙配》里的七仙女，向往的也是这种生活，更不用说芸芸众生了。他们主张的是“心动不如行动”，是“说得到做得到”，甚至“今朝有酒今朝醉”，或者“好死不如赖活着”。
这也是一种乐观。
或者说，也是一种艺术。
于是，中华文明就有了第三种精神。
这就是“艺术精神”。
艺术精神不是艺术气质。希腊民族的艺术气质是与生俱来的，是他们童年性情的率真表现，所以才那样烂漫天真。我们民族的艺术精神，却是维稳的手段和结果，是一种陶冶和教化。后世儒家甚至编造出谎言，说帝舜命令后夔（读如葵）掌管文学艺术，以此培养贵族子弟的健全人格。后夔则保证，只要他奏乐，就连野兽和野蛮人都会跳起舞来。[6]
说到底，还是礼乐教化。
显然，这样的艺术，不可能是“纯艺术”，只能是“泛艺术”。因此，在我们民族这里，几乎任何事情都能够变成艺术，比如领导艺术、管理艺术、教育艺术。换句话说，即便不能变成艺术，也能把它们艺术化。
艺术化的境界是达成和谐，底线是糊住面子。有这样一层脉脉温情的面纱遮掩，哪怕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明枪暗箭，专制独裁，都不至于太难看。至于小民，则可以苦中取乐，忙里偷闲，舒展眉头把日子过下去。
奇怪！我们民族不要宗教的空头支票，却陶醉于艺术的自我安慰，并持之以恒乐此不疲，又是为什么？
也许还得问周公。
大盘点
据说，周公摄政一共七年。头三年平息叛乱，第四年封建诸侯，第五年营建成周，第六年制礼作乐，第七年还政成王。礼乐制度，是他最后的作品。
可惜没人知道周公怎么想。
何况奠基中华的，也不止他一个人。
但做一个盘点，是可以的。
何况线索也很清晰，起点则在忧患意识。也就是说，正因为忧患“天命无常”而“不易为王”，这才有了“君权天授”。然而就连周人自己也认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他们的领导权和代表权，名为“天授”，实为“民授”。这就必须“以人为本”，也就有了“人本精神”。[7]
而且，这种精神还可以也应该这样表述——
天人合一归于人。
当然，得补充一句：是群体的、家国的、伦理的人。
群体至上，就只能“以德治国”。何况我们民族国家的建立，并没有经过“炸毁氏族组织”的革命，反倒直接从氏族和部落过渡而来。夏商周，都如此。周人建立的国家联盟，更是家国一体的家天下。基础，是井田制的小农经济；纽带，是宗法制的血缘关系。对于这样的群体，德与礼，显然比法律和宗教更合适，也更管用。
德治的结果是人治，以德治国也必然变成圣人治国。这倒是相当契合人本精神。于是有了“一个中心”，这就是德治；也有了“两个基本点”，这就是礼和乐。礼乐是“行得通的力量”，圣人是“看得见的榜样”。以圣人代神祇，以礼乐代宗教，势必将人们的目光引向世俗社会，引向一个个可以落到实处的道德规范。忠不忠，看行动。“现实精神”产生了，它可以也应该这样表述——
知行合一践于行。
同样也得补充一句：是群体的、家国的、伦理的行。
这样一来，也就不难理解“艺术精神”。实际上，艺术就是“以最独特的形式，传达最共同的情感”。形式独特，就引人入胜；情感共同，就引起共鸣。共鸣，就心心相印，就息息相通，就团结友爱，就同心同德。
总之，艺术的功能之一就是“群”。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实现“群体意识”，则是中国艺术的特征。因此，我们民族的“艺术精神”可以也应该这样表述——
礼乐合一成于乐。
毫无疑问，这里说的乐，是音乐（艺术），也是快乐（审美）。但无论艺术还是审美，也无论其风格是温柔敦厚、汪洋恣肆、恬淡虚静还是潇洒飘逸，都是群体的、家国的、伦理的，也是和谐的。即便有戏剧冲突，亦无非忠与孝、仁与义、人情与王法的矛盾；而冤案则总能平反，结局肯定大团圆。因为我们不但要忧国忧民，还要自得其乐。
忧患是出点，快乐是终点站，群体意识则是一以贯之的文化内核，也是中华文明的地基和承重墙。
这就是周人的遗产，是他们文化创新和制度创新的产物：一个内核（群体意识），两只翅膀（忧患心理、乐观态度），三大精神（人本、现实、艺术），四种制度（井田、封建、宗法、礼乐），堪称体大思精、尽善尽美。
实际上，从君权天授，到以人为本，到以德治国，再到以礼维序，以乐致和，周人创造的，原本就是一个完整、自洽、互补、稳定的系统，涵盖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多方面。因此，中华文明超级稳定毫不奇怪，展翅盘旋就更是当然。后来即便外族入侵，也只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周人，也许真是皇天上帝的“嫡长子”。
嫡长子是有特权的。在此后将近五六百年的大好时光里，周的君子和淑女们青春年少，心智洞开，遂演绎出独具一格无法复制的倜傥风流。
那才真是我们民族的“青春志”。
本卷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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