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步青老先生在他近90岁的时候，到浙大来做了一次给师生的演讲。他当时就回忆起当年他亲耳听到李约瑟称赞浙江大学是东方的剑桥。但他紧接着说，我希望能够在多年以后，你们到西方去访问，人家会说，西方的某一个大学会是西方的浙大。

但就在李约瑟离开后不久，被他称赞为“东方剑桥”的国立浙江大学却遭遇了流亡以来最大的困境。

1944年12月2日，日军沿黔桂铁路进攻至贵州独山，贵阳告急，贵州省政府下令紧急疏散，逃难的人群像潮水一样涌进遵义。国立浙江大学所在的遵义和湄潭顿时处于了战争的前沿。

日军占领独山后，竺可桢电报向国民政府教育部请求，要求指示应急办法，并拨应急费用，但得到的回复却是：国立浙江大学撤消，合并到中央大学，全体学生从军。

战争又一次把已经历了五次搬迁的国立浙江大学推到了濒临解散的绝境。

12月11日中午，收到教育部回复电报后的竺可桢心情复杂。他在日记里写道：从我个人着想，从此可以脱离苦海，的确是件好事。但为浙大着想，如此下场，却很不情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