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四军成立之初，在江南的部队归顾祝同第三战区节制，在江北的部队归李宗仁第五战区节制。

抗战初期双方配合默契，关系融洽。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台北“国史馆”中，均保存了大量国民党表彰新四军“精忠报国”、“英勇杀敌”、“不胜钦佩”之类的嘉勉电文。诚如陈毅所言：“上峰前后嘉奖电文数十余通，即顾祝同、上官云相等亦俯帖耳，甘拜下风，屡电驰贺者再，此固事实之昭然，非可以浮词粉饰者也。”

然而蜜月短暂，好景不长，随着国民党政策的转变，从1939年夏天开始，在其内部文电中逐渐出现对新四军“制裁”、“剿办”、“以遏乱萌”等用语。1940年夏天，华中磨擦日趋紧张，重庆军委会办公厅在抄送给军令部《新四军概况》“对策之建议”一节中，为避免出现制裁新四军时宣传方面的被动局面，建议“对该军奖勉电文宜减少，措词亦酌量慎重，免被假借扩大宣传”。从此以后，再也不见重庆当局对新四军的任何嘉奖了。

（二）

国民党之所以停止内战，承认国共第二次合作，固然是由于日军大举侵华、寇亟祸深，民众抗日呼声日隆之形势所迫，另外还有一个原因，用蒋介石本人后来的懊丧话说，是“自信太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