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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昭四年二月初，陈汤的奏章与郅支的级一并送抵长安。关于郅支级的处理，在未央宫引了激烈争辩。

级运到长安，很明显，接下来就要涉及到是否悬示众的问题。朝堂上同样分为两派，嘴炮互攻。

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寿认为：“郅支及名王更历诸国，蛮夷莫不闻知，如同传万里。且《月令》有载，春乃‘掩骼埋胔’之时，宜勿悬。”

丞相匡衡是继帝师萧望之之后的儒派代表人物，言必引经，论必据典，他搬出汉朝最重要的典籍《四农月令》，确有相当说服力。

大司马许嘉、右将军王商也不甘示弱反驳：“春秋夹谷之会，优施笑君，孔子诛之，方盛夏，足异门而出。宜悬十日乃埋之。”

你不是以大自居么，咱就用圣人之言反将你！

一旦悬，则必然论及甘、陈之功，这是石显、匡衡一系绝不愿看到的。而身为军方脑，许嘉、王商则乐见其成，因为说到底这是军方的荣耀，更是他们领导下的光辉战绩，足以彪柄青册。更重要的是，甘延寿出任西域都护，推荐人正是许嘉。甘延寿取得的骄人战绩，证明了他慧眼识人。西征的功绩，怎么算都有他一份。

这两派所有的争论，看似为国为公，其实都牵涉到各自团体及个人的利益。石显与匡衡，固然有个人私怨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借此打击政敌。同样，许嘉与王商等外戚派，也对此心知肚明，别说甘延寿与陈汤打了胜仗，就算打败仗，他们也要力保。

在这场治政博奕中，甘延寿与陈汤，只是他们手里的棋子，互相攻讦政敌的工具。

悬之议，相持不下，同样难决的，还有甘、陈功罪的问题。

石显、匡衡俱奏：“延寿、汤擅兴师矫制，幸得不诛。如复加爵土，则后奉使者争欲乘危徼幸，生事于蛮夷，为国招难，渐不可开。”

这是典型的儒家言论了。使者代表大汉出使，最好别生事，被杀算你倒霉，但你矫诏兴师讨伐，万一失败，给国家带来灾难怎么算？

元帝频频点头，这话听上去有道理，但又好像哪里不对……

许嘉驳道：“矫诏兴师，非始于延寿与汤。远有长罗侯（常惠）违旨合乌孙击龟兹，雪戊已（赖丹）之耻；近有冯右军矫旨（冯奉世）击莎车，平定西胡，安我远邦。先帝不以为忤，俱封侯。今延寿、汤，不烦汉士，不费斗粮，以屯田之卒，合四夷之兵，诛斩郅支，扬威异域，古之将者，莫此为甚。臣曾闻，论大功者不录小过，举大美者不疵细瑕。《司马法》曰‘军赏不逾月’，宜速犒赏。”

论嘴炮，这位凿壁借光，读书万卷的匡衡又岂会惧，立即抓住许嘉论点中的一个破绽，以彼之矛，攻彼之盾：“既言冯右军，当知昔年是何人阻其封侯，而先帝又是因何之故未封？”

许嘉、王商心下暗道糟糕，这个匡稚圭（匡衡的字），还真不好对付。

匡衡说的这个人，就是前太师、儒家宗师萧望之，而他也是元帝最敬重的老师。

当初还是宣帝在位时，冯奉世矫诏合兵，平莎车之乱后，宣帝召集朝臣议功。丞相、将军都说：“《春秋》之义，大夫出使国外，如果遇到有利国家之事，可以自行其事。冯奉世的功劳尤其显著，应当加封爵位赏赐土地。”

宣帝很高兴，正要拟诏，时任少府令的萧望之却道：“奉世奉使有旨，而擅矫制违命，诸国兵，虽有功效，不可以为后法。即封奉世，开后奉使者利，以奉世为比，争逐兵，要功万里之外，为国家生事于夷狄。渐不可长，奉世不宜受封。”

瞧瞧，这话与之前石显、匡衡的言论何其相似？不愧是一脉相承的儒家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