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杨锐来说，写文章可以是极简单的事，也可以稍稍困难一点。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将脑海里的文章拿几篇出来，改一改出去，或者干脆就用原文好了。

要是不怕麻烦的话，那就可以改的多一点，加一些自己的思路进去。

这也是杨锐选择的方式。

并不是杨锐不怕麻烦，而是不愿意浪费一个大好的机会。

文章要是用在普通刊物上，杨锐宁愿不去写它。

堂堂诺奖获得者，也没有时间写豆腐块去赚豆腐钱。

让有资格设计导弹的去卖茶叶蛋，那是对社会资源的最大浪费——一个人若是卖半辈子的茶叶蛋，那他对社会的最大价值，或许就是有几率生一个导弹专家。

杨锐从来没想过要做一个态度亲和的科学普及工作者，更没有想过要写科普文的。

面对普罗大众的文章，其实由普通研究水平的学者去撰写就足够了，或许写的还会写的好一些。至于大牛的科普价值，其实是针对普通研究水平的学者的，像是大牛写的综述，为什么轻易就有上千的引用？那都是具有普通以上的研究水平的学者们提供的。

不过，选入教材毕竟不一样。

中国的教材不像是外国，80年代的中国教材也不像后世，如今的教材是全国统一的模板，而且是一用多年。

像是杨锐的文章，如果明年能加入到教材中去，那全国起码会有一代人，将阅读他的文章，指不定会有多少人，对他的名字耳熟能详。

这种社会声誉，不拿白不拿来着。

就中国的环境，这种社会声誉也只有科学家能得到了。像是陈景润，就可以说是中国最知名的数学家，是否能算中国最知名的科学家，就看他和袁隆平谁赢了。

至于官员和作家，在教育系统中，终究是要趋于劣势的，尤其是活着的官员和作家，宣传起来风险太大，为智者不取。

而且，杨锐还有更进一步的思路。

写科普文章，对学者来说，与其说是什么权利，不如说是一项社会责任。

少量的承担社会责任，是一种付出，但是，如果多承担一些呢？

比如，干脆参与编写新版的生物学课本？

对其他人来说，编写新课本大约是一项需要花费多年时间，花费大量的精力更不用说了。

对杨锐来说，就没有那么麻烦了。

而且，他还有充分的理由。

现在的生物学课本太落后了。

现代意义上的生物学，二战以后才少量的开展起来，到80年代，依旧只处于雏形。如果说物理已趋于自圆其说的化境的话，生物学大约刚点了一个小黑点，伪装它是一个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