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李素要选择把王必雪藏起来、对外宣称王必已经被他“感化”、幡然悔悟真心归顺朝廷，而把曹操派来跟王必联络的薛悌推出去？

这一点其实稍微想想就容易想明白：王必是知道自己被反间了的，也知道自己没有投靠李素。如果把王必推出去，他有可能先虚与委蛇忍辱负重，而一旦有机会对公众或者别的诸侯开口，就拼死反咬一口揭露真相。

比如历史上，把一个城池围困住、然后城外有援军将到、先派个使者快马突围进城鼓舞士气、告诉他们援军快来了再坚持一会儿，胜利就在眼前……而每每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个突围的使者被围城部队抓了，围城部队指望用死刑相威胁，逼迫这个密使在城下喊话说“援军不会来了”，往往都会翻车，被对方死前喊出反面效果的话。

无论华夏还是日本的历史，这样的例子都数不胜数——当然了，那都是生在汉末三国之后的，再往前似乎还没有过。

但李素不能不防，他多么会借鉴历史教训，怎么能在这里翻车。

所以，选择都不知道自己被反间利用了的薛悌，去任人盘问，才是最安全的。

但既然李素这个计划需要表现出“王必被他感化而投效”，那一直关着王必也不是办法，肯定需要一个最终封口的解决方案。

不过这似乎也不难，到时候就让王必“因为坏了曹操的大计，被曹操派来报复的刺客刺杀”好了。

……

薛悌的被抓、王必的被控制，并没有第一时间公布给关中世家知道，所以直到袁术占领区的第一批商人运着粮食抵达长安时，关中本地的世家还不知道王必出事。

所以，韦康和卫觊，还在借着这一波粮价的暴涨，自以为安全地躲在人群里散播流言，把粮价上涨的主要因素归咎于李素的苛政，按照他们之前跟王必商量好的计划行事。

七月初二，长安城南门外，一支数百辆牛车构成的车队，运了每车数十石粮米，累计两三万石，缓缓地排队进城。

这些商队倒也不是从武关开始就全程走山路陆路，因为汉水有一条靠北侧的支流，名叫丹水，是从武关道山谷里流出、在南阳郡南乡县汇入汉水的。所以粮队在武关道的六百里路程中，前面三百五十里可以走丹水河运，一直到商洛。

从商洛再往北到蓝田的二百多里，才必须换牛车。这也是武关道运粮成本比陈仓道还低的原因，否则要是六百里全山路，起码再贵翻一倍。

这支商队的头目姓杜，名叫杜岚，是南阳豪商。车队里还带了几个同姓的士人随行，也是姓杜，不过却不是一家人，为者叫杜畿，出自京兆杜氏。

南阳杜氏的始祖，是当初光武帝刘秀起兵时的小之一，宛城杜茂，杜茂在东汉中兴的“云台二十八将”里排二十，按说应该是勋贵之门。

不过杜茂的后人有犯罪被削爵，到其孙子杜奉那一代，就只剩下世袭的侯爵爵位，没了官职，于是回到南阳老家，成为大地主和豪商，不再出仕，此后近百年，到杜岚这一代，依然是荆北的大商人。

而杜畿是京兆杜氏的分支，三年前因为董卓之乱，关中有被恐怖统治的风险，家族才花了些钱粮，让杜畿半是探路半是迁居，去南阳打前站，看看南阳那边袁术的统治区，日子会不会好过一些。

若是袁术施行仁政，京兆杜氏当时一度打算把杜陵周边的田地卖掉大部分，凑了钱到南阳重新置业。杜畿初到宛城时，要找大商人大豪强买地买房，就在一众豪商里遇到了同样姓杜的杜岚，两人渐渐熟络起来，多有合作。

只可惜，袁术占南阳三年，也没见施行什么仁政，甚至南阳这种人口稠密富庶的帝乡所在，都一度被颍川、汝南的黄巾军残部侵袭，百姓凋敝。杜畿看袁术不像是个能成事儿的，才写信回来劝族人不要轻举妄动。

毕竟迁徙是非常伤筋动骨的，要贱卖老家的不动产、再去高价买外地的，所托非人的话，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当然要看准了一步到位了。

套用谯周的一句话：再辱之耻，何与一辱？

这一次，家里人来信，说关中李傕已经被灭，其余西凉军阀也是跑的跑死的死，最多盘踞陇西，不可能再危害关中了，所以给杜畿写信，约他回来一起看看，商量“京兆杜氏是应该彻底投刘备还是彻底投袁术，或者继续保持分头下注，在两家的地盘上各留一支分支族人”的问题。

杜畿就带着“考察团”的心态，跟着卖粮的杜岚一起来了长安。

杜畿进城后，第一时间确认了粮价，心中暗忖：“都说刘备施行仁政，尊奉天子，可是看这长安城内民生之凋敝，更甚于宛城啊。

袁术治下，也就是汝南常年饿殍遍野，其他几郡勉强也能活，宛城的粮价，可是很少有超过两千钱的，今年就算粮食大量外流，也不到一千钱。”

杜畿有这样的第一印象，也不奇怪，主要是他还没有区分眼下的形势，究竟是刘备的锅，还是李傕之前的祸害、现在烂摊子被刘备接手。

杜畿多长了个心眼，就一边跟着杜岚卖粮，一边仔细观察。

卖粮的过程很顺利，倒是没有压价、克扣、大斗收小斗放之类的猫腻，这些细节让杜畿觉得刘备阵营还是挺依法行政的。

几百辆牛车，对方只花了一刻钟就验完货，开了钞引单据。商队一定要现钱结算一部分的，也可以给铜钱——不过几乎没有商队这么干。

因为京兆尹给出的期货结算价，蜀锦和瓷器、盐铁的定价都非常划算，要是全拿铜钱，回去之后未必同样的钱进得到那么多好货。所以只要对刘备阵营的信用稍微有点信任的商人，都愿意略微搏一搏。

“白米一万石，每石四千钱，折钱四千万，呐，这是折五千七百匹宽幅蜀锦的钞引，回到筑阳、南乡可以按这个提单提货，一共五十七张，每张一百匹。收好了，京兆尹的大印不能坏啊。”

“糙谷一万两千石，折白米八千五百石，折钱三千四百万，换瓷器和井盐各一半？行……”

“白面四千石，每石三千五百钱，原麦七千石，折白面五千石……新麦新米未晒干，再额外打七折。”

算账算到这一步的时候，商队负责人杜岚，和另外一支等着结账的商队的管事，似乎对之前宣传的收购价有歧义，不由叫起屈来：

“怎么回事？听桥将军说的，那是一石能赚三千钱，这儿长安的粮价什么都比宛城贵三千钱，怎么只有白米白面是，原麦和糙谷一石才涨两千钱都不到？”

收粮的官员毫不退让，账目明晰地反驳：

“我们的告示贴得明明白白，长安城门口都贴着，万众皆知，你们是自己传差了吧？是不是桥蕤随口说‘卖粮到长安一石能赚三千钱’，你们都不问问清楚？收那么贵完全是因为运费贵，咱当然要按最高效的方法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