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要作为一项永久性的常设选官制度改革，名义上就永远不考虑道德，确实有点难以服众。而且刘备本人当年就是在灵帝的时候弃官回家募集乡勇与讨张纯、被刘虞命人举为孝廉的，过河拆桥很容易引来的天下人对刘备人品的猜疑。

所以李素最后临时决定：保留孝廉就保留孝廉好了，但只是名义上保留，未来哪怕依然考孝廉，也不是看你的道德作秀，而是笔试为主！要考经学的扎实程度，学问不行只会做秀依然要刷下去！

这样也免得民间疯狂作秀、各种花式刷名声搞二十四孝，甚至是厚葬之风愈演愈烈损害国力、导致财富大量灭失。

当然了，因为李素打算把察举制改为地方候选和中央考核两级，所以地方候选的时候还是可以稍微考虑一下道德的。明显有丧德败行劣迹的坏人可以先筛选掉。

只要是品行一般端正、没有劣迹的人推上来，到了中央这一环节再重点考试经学。这样，道德把关只要确保候选人不是一个危险品，最终能用还是靠才学。

“不仁不孝但有才”这种选拔标准，终究只能是一时之计，不可能成为百世之法。

在这一点上，其中最后太常卿管宁的一番苦谏，着实让刘备动容：

乱世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所以变法不能是只对眼下最有利的权宜之计。那些权宜之计只能以教令的形式出现，而不能以法律的形式出现。

先秦之时，奖励耕战的商鞅之法，对于秦六世余烈、攻伐六国的阶段有利，但一统天下之后，就成了尾大不掉的弊政。所以变法和教令的分野必须明晰。

君臣对取士科目形成一致之后，剩下的就是这六科分别考出来干什么、能做哪些官，同时又要考哪些内容。

按照李素和钟繇商定的设计，孝廉是最基础的科目，考取之后依然只能当候补性的郎官，没有任何实际职权，后续要看实习期的表现，才能决定授予具体的事务性官职。

但是，孝廉与其他五科也有不同，那就是考了孝廉之后，依然保留将来再报考其他科目的权利（也得你被地方上推举、再占用一个相应科目的候选名额）

只要考得好，还是可以转职为其他五科的。

也因为孝廉是基础，所以孝廉考的仍然是儒家经义。不过为了增加考试范围，李素也把后世科举的“四书”加了进来，反正他不怕考试范围太广、穷人买不起足够多书、读不了那么广的知识面。

李素对现阶段科举的要求，本来就是真心选才，选脑子最活才学最广的，不追求以此分配利益束缚人心，也就不追求“划小考试范围、让大家务于精纯，把少数几本书读精读透”。

考试的成绩判定方面，李素为了降低人们的认知成本，依然采用了十分制的打分方法，把每个考生的考卷结果判为零到九分。这一点跟隔壁的九品官人法倒是一样的。

李素这人很现实，不会为了反对而反对。

袁绍从陈群那拿的九品官人法有弊端，但“上上、上中……到下中、下下”的九级评分方法，本身没有问题吗，有一部分能借鉴的，就毫无心理障碍地拿来用。

后世的官员也是从一品到九品，跟汉朝时候的品秩石数分级也能对应，李素也照着这个来，可以降低天下读书人的理解成本。

孝廉要考的经学，其他五科的举子也要考，但他们还有另外的几门专业课。

茂才要求最高，考出来后可以做通才官，什么领域的官都能做。所以要考政务策论、兵法推演、刑名律法、算学历数，最终算五门总分满分是四十五。所有参加茂才科的候选考生最后取总分最高的得茂才。

贤良要考政务策论，外加考一门诸子论衡，也就是哲学类的科目。考过后只能做民政官或者学术官，总分是二十七。

明法要考刑名律令，外加考一门《韩非》，主要是立法学思想。考过后可以做司法官、监察官，也是总分二十七。

其中那门《韩非》也不是直接拿古人的著作考试，而是要李素、诸葛亮和法正作注后的版本，作为考试教材，以免考生吸收了韩非“法术势”当中“术”部分的毒害，而“势”的内容也要删减不考一部分。

知兵要考兵法战策，外加考一门骑射武艺，可以担当武将、兵部官，总分二十七。

明算要考算学历数，外加考一门物理，可以担当工部、将作类官员，也包括盐铁官，还能当财部的钱粮类官职，总分二十七。

这六科设置之后，之前汉朝四百年那些零零散散不常设的察举科目，就彻底废除了。

“明法”、“知兵”和“贤良”原本就是有的，只是李素把考试内容改了，“明经”这些被吸收了。

“明阴阳灾异”则是因为考试依据董逆邪说而被彻底废黜，变成了科学进步的“明算”，以后以物理数学课取代阴阳灾异课。其他更小众的科目就更不用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