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子荣说道：“你是北方人，不懂南边水灾的厉害。咱们扛过了两次洪峰，估计是鄱阳湖那边没有下雨，泄洪泄得非常快。如今鄱阳湖估计被灌满了，再来一次洪峰的话，我会直接带着百姓转移到高处。”

又有一个老吏，端着饭碗过来：“多亏有赵先生，换成朝廷治理，就算有好官坐镇，这次也肯定被洪水漫灌数万亩良田。”

刘子荣感慨道：“确实如此，第二次洪峰来得太快太猛了。”

韩承宣算是听懂了，这次能扛住第二拨洪峰，全靠农会和农兵的超强组织力。如果此地没有反贼，让他这个知县调动百姓抗洪，不知要磨磨蹭蹭搞多久，肯定会错过最佳的抗洪时机。

说实话，韩承宣喜欢这里，虽然此处是反贼地盘。

任何一个想做事的官员，都喜欢这样的氛围和民心。两天两夜的抗洪结束，韩承宣完全被感染了，同时又想起山西老家那一堆破事儿。

两相比较，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洪灾渐渐过去，赵瀚治下的百姓，心气儿达到一个巅峰。

各地陆续上报的消息，让李邦华感觉不可思议。那么多沿岸县城和小镇，竟然只有两个镇溃堤，其他被水淹的地方，都不是特别紧要处，顶多损失许多粮食收入而已。

这换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仔细分析之后，总兵府的高层官员，都认为抗洪胜利的关键有三处：第一，官吏称职；第二，农会引导，农民积极；第三，军队的加入，正兵和农兵都立了大功。

所有官吏都是能办事的，裙带关系肯定难以避免，但就算是走关系上位，也得拿出一份能看得过去的履历。

一个政权的初期，就是如此有活力。

单拿军事方面来说，明初和明末对比，简直就是两个世界。

明末辽东历次大战，战场局部跟筛子一样，鞑子军队可以随便穿插。

而明初辽东那次关键战役，朱元璋直接在南京写好剧本，马云、叶旺两位前线将领，则担任导演并补充细节。

先是坚壁清野、诱敌深入，坚守孤城消耗元军。当时城墙还没修好，许多缺口用木料堵住，战斗打得异常惨烈。大明援军奔袭敌人后路，完全相信友军不会丢城。

接下来的战局，就跟看《三国演义》一样，元军惊慌败退，在山谷遇到数百弓弩手，吓得立即更改逃跑路线。结果，明军一夜之间，筑起数里长的冰墙。元军骑兵只能顺着冰墙跑，好不容易跑到尽头，又落入提前挖好的陷坑。

辽东打仗，朱元璋提前在南京玩微操，把元军部队安排得明明白白。

这一仗把朱元璋打得爽透了，此后便将整个辽东战区，都交给马云和叶旺来负责。

赵瀚用人跟朱元璋一样，不论文官还是武将，都必须是能办事的！

此次抗洪抢险，也让庞春来、李邦华等高层，坚定了今后的用人原则：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于卒伍！

赵瀚的地盘抗洪胜利，就连被农会渗透的地方，也没有受到洪水的影响。反观朝廷的地盘，简直可用一塌糊涂来形容。

先说旱灾，由于水利设施败坏，守着巨大的鄱阳湖，离湖稍远的土地皆枯黄一片。

再说洪灾，眼见鄱阳湖水位飞快提升，甚至长江水因为上游大雨也流入湖中。可各地官员都没当回事儿，反而是本地士绅，自组织起来筑堤。但士绅的组织力不够，导致鄱阳湖沿岸多处溃堤。

鄱阳湖周边被淹了一大片，与此同时，离湖岸只有几十里的山区，却在经历非常严重的干旱。

包括景德镇在内，昌江水位降到极低点，鄱阳湖的湖水正在倒灌回河里。

连续两年大旱，官府又不断催税，在赣东北出现大量饥民。

这些饥民纷纷往西、往南，沿途逃荒讨饭，一路上饿死无数。

龙口河边。

饿了一整天的贫寒秀才丁家盛，找来同村的几个朋友，说道：“沿途都遭了大旱，小门小户都没余粮，大户又宅门紧闭不肯给饭吃。这样下去，早晚都得饿死，我看不如造反算了。”

“咱们造反能成吗？”一个小伙伴问。

丁家盛从怀里掏出一本《大同集》，说道：“南边有位赵天王，做事极有章法，打败官兵好多次，迟早能占下整个江西。这本书就是赵天王编的，我去年在周夫子家门口捡到。”

其他小伙伴都没读过书，问道：“这本书写的啥？”

“写的怎样造反，”丁家盛说，“这一年来，我天天都在读，书里写的东西都能背了。咱们先杀几个地主，开仓放粮，拉更多百姓入伙。分田地恐怕有些困难，咱们直接带人攻打县城。把城打下来之后，就去请赵天王来做主，咱们也能做从龙功臣。记住，赵天王仁德，不许杀戮百姓，也不许淫掠妇女。这两个规矩不能坏，谁要是坏了，我就翻脸不认人。”

当天，丁家盛煽动数百人，攻破地主家的宅院。在开仓放粮的同时，还杀了几个坏规矩的立威。

他们沿途裹挟饥民，一路抢地主筹措军粮。

半路分兵，大部队作势前往饶州府城，丁家盛亲率小股主力直奔都昌县，伪装成平民一举夺取县城。

同时打出赵天王的旗帜，无数饥民前来投靠。

此人还拣选人才，竟然开始在县城周边给百姓分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