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馆，明史馆于顺治二年初开史馆，因政局未定，康熙四年又重开史馆，虽然两次开馆，却因三藩之乱以及当时反清复明的风气正盛，汉人参与者寥寥，以致收效甚微。康熙十八年，在平定三藩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康熙再开史馆，大规模组织学者修撰明史。

康熙十八年开设的博学鸿儒科，中试一等至二等的共五十人皆是分任编修、检讨各官，直接进入明史馆修史，主要有汤斌、毛奇龄、朱彝尊、潘耒、尤侗、施闰章、汪婉、倪粲、方象瑛、姜宸英、严绳荪等，皆是一时之名士大儒。

万斯同、黄百家等大儒则虽不入史馆受俸署衔，却以布衣参与其事，万斯同便是在王鸿绪府中参与编撰，老死于王鸿绪府中。充任明史馆监修和总裁相继有徐元文、叶方霭、张玉书、徐乾学、汤斌、陈廷敬、王鸿绪等人。

《明史》工程浩大，明史馆三次开馆，虽然集中了无数的饱学大儒，历经数十年，到贞武手上，却仍未成书，要说对明史的研究，对明亡原因的深刻认识，无疑是明史馆的一众编修、检讨官员。

贞武重视《明史》，并明确提出国不可无史，要求《明史》之编撰，敢于直书，无须刻意回避，美化本朝，刻意培养敢于秉笔直书的史官的圣谕传到明史馆，一众饱学之士皆是大为欣喜，待听闻贞武有旨着明史馆官员为京报撰写文章全面深刻的探析明亡之因由，一个个大有得遇明君之感慨。

对于一众编撰《明史》的官员而言，经世致用才是最重要的，否则辛苦编撰《明史》何益？历史研究的目的和宗旨应该是尺为史者，将以明朝一代兴亡治乱之故，垂训方来。

贞武令将明亡之原因刊载在京报之上，这便是经世致用，济时匡俗，让更多的人取鉴明朝的人物事迹。一众明史馆官员自然是欣然遵旨，研讨之后，一致决定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详加分析明亡的原因，弄出一个严谨系统的长篇。

相对于明史馆这些个清流官员的欣喜振奋。京师大小文官们则是愁眉苦脸，新政不仅侵害缙绅利益，也侵害他们官员的利益，官绅一体纳粮一体当差，这是从他们腰包里抢银子，这且不说，更令他们深恶痛绝的是废除‘羡耗’的征收。断绝了‘羡耗’，无异于是掐断了官员层层孝敬的源头，州县官员不能收取‘羡耗’，也就没银子孝敬府道官员，一省之大员们的孝敬自然也没了，地方大员都没人孝敬，京官还有谁来孝敬？

虽说贞武已经开始给官员加俸，可官员不是指靠俸禄过日子的。收礼才是官员的主要经济来源，单纯靠俸禄，那只能保证吊着口气不饿死。

新政不仅是断了他们的财路。还要逼迫他们那粮当差，一众官员自然是愤恨不已，更可恼的是贞武竟然还要他们为京报撰写文章阐述新政的必要性，为新政叫好，这不是成心恶心人嘛，一众官员听的这道谕旨，一个个都跟吞了只苍蝇似的恶心不已，却是没人敢站出来哼一声。

大清的文官可比不上前明，明朝的文官集团除了皇帝无人能够制衡，而大清却有庞大的宗室、八旗勋贵等军功士族阶层。大清的文官们要依靠皇权才能争的朝堂的一席之地，因此，一众大臣是敢怒不敢言，谁要赶仗马嘶鸣，包你马上就能卷铺盖滚蛋，说不定还落得个抄家流放的下场。

明里不敢抗争。那便只能是消极怠工了，一众大小官员或是请人捉刀，或是捏着鼻子亲自上阵，皆将重点放在阐述缙绅与朝廷的关系上面，对于新政的种种举措，丝毫不敢轻涉，一个个要么就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要么干脆敷衍了事，甚或是洋洋洒洒万言，根本就是不知所云。

文官们固然是心怀怨愤，武将们同样是忿忿不平，虽然武将们靠的是吃空饷，喝兵血，与‘羡耗’没多大关系，可能在京师混的出人头地的武官哪个不是身家不菲，这年头有钱人家谁个不是地主？谁愿意跟平头百姓一样纳粮当差，年年交银子给朝廷？

一众皇族宗亲，王公勋贵们则更为不满了，当年康熙压着他们认可摊丁入亩，他们一个个便是天大的意见，如今贞武变本加厉，竟然又要推行官绅一体纳粮一体当差，不用想，肯定又要他们这些宗室勋贵带头响应了，这可不是摊丁入亩，如是按田亩缴纳赋税差役，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笔不菲的数目，他们一个个圈占的田地可不是小数目，地方上挂千倾牌的地主在他们眼里根本不值一提。

一众皇族宗亲，王公勋贵们可不象文官们那样敢怒不敢言，一个个也没心思去写什么狗屁文章，立刻便开始四下里走动起来，找旗主找当红的宗室勋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