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关东百姓过得更好,我有上、中、下三策,这也是远、中、近三策。”

赵行德看着高肃和刘志坚,详细地解释道。面前虽然这两位只是他的部属和朋友,但他的郑重态度仿佛在护国府面对数百名校尉阐述国策一样。他身边的人往往有种“推心置腹”的感觉。他本身却非有意为之,而是仿佛与生俱来地这样对待身边每一个人。这副脾xing虽然有些迂腐,但往往在不经意间收服了许多人心。

“所谓下策,是抑制兼并。膨有地,不受地主盘剥,自然ri子好过了,但难就难在于人心相悖,正所谓,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这是因为人的贪念不足,而且弱肉强食。抑制兼并是逆水行舟,无论开始多大的决心,最后都抵不过天下地主的贪yu,故而历朝抑制兼并鲜有能长久者。所以,抑制兼并只能解决眼前的问题,单靠此策却不能长久,所以只能是近策,也就是下策。”

“而中策,则是移民拓殖。海外诸番皆地广人稀,土著局限于物力不足而没有能力广开荒地,正好为我中原缓解人多地少之困。这样一来,贫民可以在海外授田开荒获得家业,有了一条新的生路,中原潜在的佃户不像从前那么多了,地主也不可能像从前那样压榨佃户,田租就会下降。结果就像过去夏国百年来所看到的一样,无论是迁移的还是留在本地的,ri子都会越来越好。向外屯垦拓殖起初虽然艰难,却是顺人心而为,没有反复之忧,可算中策。”

赵行德端起茶盏轻轻抿了一口,润了润喉咙。

“下策,中策”高肃听得入迷,失声问道:“那上策呢?”

“海外土地虽广,总有穷尽的一天,所以不足以称为长远。长远之计,还是要大兴工商,将佃户从土地上吸引到工坊中去。如果工徒一年所得大大超过了佃户劳作一年交租之后的剩余,地主仍不降低田租的话,就没有人种地了,或者应该说”

赵行德又摇了摇头,沉吟道:“如果地主不想办法让佃户的所得不低于工徒的话,就没人种地了。这里有几个办法,一是同同样的人种样的地,但降低田租,佃户留下的粮食更多。二是让同样的人种更多的地,也许田租比例不变,但佃户留下的粮食同样也增多了。关东人多地少是个痼疾,虽然我们明明知道用牛马,革新农具可以节约人力,但因为人多地少,无论是地主还是佃户都没在节约人力上使劲,反而不惜耗费人力,哪怕多收成哪怕几斗粮食。因为佃户的人力在过去是卖不出去的,闲着也是闲着,多收一升粮食也是好的。当工商大兴之后,佃户的人力不再是没有价值的,还像以前那样靡费人力种地就不划算了。海外的土地吸纳土地有穷尽,工坊只要货物卖得出去,对劳力的需求几乎是无穷无尽的。所以,这条路才是长远之计,也是让关东百姓过上好ri子的上策。”

刘志坚和高肃出神地听着,和赵行德相比,他们二人更像是纯粹的军官,很少会从治理国家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赵行德为关东百姓所考虑的这上中下三策,听起来很有道理,只不过,似乎没有看到军士在其中的位置,让身为军士的高肃和刘志坚心里有些怪怪的感觉。

“既然不能治理荫户和土地,那占领宋国有什么用?”刘志坚本能地想到。

“难道说,军士之制当真不合在关东推行吗?”

高肃自言自语中带着难掩的苦涩和矛盾。在他看来,军士之制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良制,这也是绝大多数夏国人的认识,世界上只有三种国家,实行军士之制的天朝上国,和实行各种各样因为过于野蛮而无法实行军士推举的番邦,以及误入歧途,未来一定可以推行军士之制的同文同种的宋国。这也是为什么护国府笃定要在关东推行军士之制的最大原因之一。高肃和刘志坚虽然早有成见,然而,赵行德却是他们最信任,也最敬佩的人,三人既是袍泽,又是兄弟。赵行德说出来的理由十分令人信服,动摇了高肃和刘志坚对关东推行军士制的信心,他们甚至对本朝有没有必要一统关东都有谐疑起来。

“也不尽然。”赵行德摇了摇头,他思索了一会儿,沉吟道,“军士之制的本质,乃是自守之道,虽然世易时移,关东关西形势不同,吕二先生从军士之制体会出来的道理却是不变的。”高肃和刘志坚的眼神同时一亮,赵行德继续道,“所谓自守之道,使民能自守,而致天下之守,这才是军士之制的本质。文武两途,只是皮相而已。关东崇文抑武太过,这点也是必须要改的。君子之道,执两用中。假如真的天下一统,虽然眼前未必在关东推行和关西一模一样的军士之制,但久而久之,两边将来却未必没有融合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