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洙也自辨。

知秦州的文彦博同样认为水洛城修得没有意义，这是刘沪好大喜功之为，反而浪费财帛，徒增羌人心中不服，以后有可能未见功，反见其害。

孙甫在京城一看形势似乎不大妙啊，俺来做个和事佬吧，于是上奏，他说得很委婉，韩琦与郑戬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这个不管他们。郑戬既罢四路，岊以韩琦等所奏，便抽还水洛城援兵，沪自以为见功，强行将兵留下来毕其役。若坐以违主帅之令，而沪以一方利害，初违朝廷之命，领千余兵在数万生蕃中战斗杀获，使其服属，其勇可嘉。今以主帅之言而罪之，不求劳臣不嘉功，其招来的蕃部得不惊惧手？但张累为统帅，下令下属不从，朝廷释之，心中肯定怏怏不乐。况今之将臣，如田之勇者不可多得。这个不好处理，朝廷还是想一条两全之策，平息争议。

关健此时双方已经杀红了眼睛，谁听你的？

韩琦又上书，写了不能修建水洛城的十二条理由。

王曙的儿子王益柔也上书，认为一旦羌贼也反，水洛一城不足以拒贼，说得有些道理的，史上德顺军许多羌人再叛，水洛城并没有起多大作用。刘沪仅是一个稗将，居然敢违抗将军尹洙以天子之命，呼之不至，即便杀死也不为过。

余靖做了一个札子，说古者矫制及违节者，也可以戴其功赎其罪。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宋朝的将从中御制从中央转移到地方。

宋真宗在澶渊之战时，傻呼呼摆了一个大阵，结果让契丹人从容攻到澶州城下。到了赵祯手中，甚至到后来，将决策权往地方下放，下放给各路主帅。

这本来是好的，但这些主帅多是文臣，效果还是差不多，未见多少有功。

在这个下放过程中，为了便宜行事，朝廷默认一些将领矫诏行为，包括张亢违命，强行修寨，朝廷亦不过问。也就是出现这种情况，可以追究，也可以这追究。

这次争执中，范仲淹一直在试图做着调解。甚至尹洙死后，亲自替他写了墓志铭。

但下面的人不是他。

刘沪是武将，打了也白打了，但董士廉是文臣，你能搞我，我也能搞你，加上尹洙本人也不省事，事发后，不顾郑戬的江湖地位，直接呼其戬辈、奸人，又多次违反郑戬的命令，不与其协调，多方“努力”，再次用公用钱为裂口，对尹洙进行诽谤迫害。

原来尹洙在渭州时就用了许多钱。

但现在又多了一个潜州保卫战，想一想，为了激励百姓参战，保卫渭州，动用了多少财帛。并且渭州城中郑朗为战后安抚与修城，还准备了足够多的钱帛，这一查，将大罗神仙调来也查不清楚。

这让蔡襄看不下去，双方之争他一直没有参与进去，直到尹洙遭到陷害，忧郁而死，他才上了一奏，为尹洙翻案。那时君子党早在这次自相残杀中，两败俱伤。

这些奏折仅是一些有江湖地位大佬写的折子。

下面参与的小鱼小虾更多，不计其数。

赵祯坐在朝殿，他也有些昏头，每次早朝，就会接到十几份双方的奏折，或攻击，或自辨，或调解，甚至不惜攻击对方的人格，不顾大家皆是所谓神马的“君子”，也开始说对方是奸人，是小人。

这都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以为这群人只会折磨自己，折磨吕夷简，敢情折磨起自己人，也不手软。

他是没有穿越，否则此时心中一定会想到一个词，兴奋剂，认为这群君子多是吃兴奋剂长大的。

然后用眼睛盯着郑朗，其实无论是刘沪，或者张日或者尹洙，都是原来郑朗在泾原路的属下，张田更是郑朗一手办保升迁知军的，又与瞎毡搭成和议，赐其金箭，多次动援蕃子、羌子参战，他是最有发言权。

可是自始至终，一句未说。

然后又扫向范仲淹、欧阳修、余靖等人，难道这么大活人，你们一个也没有注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