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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缙不动声色的道：“你说说具体的总数，还有细帐是不是都对好了？”

“细帐都对好了，就算户部的帐花子查也不会有错漏。 ”李国宾疲惫的道：“不过在下要向各位提个醒，帐没问题，不代表人没问题，户部和兵部的小吏都是祖传的活计，帐就算没问题，一样能查出问题来……”

“这个我们明白。”姚宗文道：“老李你继续说。”

“京运，三百六十五万二千二百一十七两。”李国宾清清喉咙，大声道：“广宁，一百一十三万三千二百八十二两。宁远镇，一百七十二万八千九百七十五两。蓟镇，二十四万两。密云，二十六万一千二百四十四两。永平，十七万八千八百三十一两。天津仓，九万九千五百四十四两，通粮厅，六千六百一十八两，京运折色运过银，四千零七十三两。第二大项，海运，共六十二万九千八百二十四两。召买，四万五千两。动用杂项及兑京边共开销省直银，八十万八千二百四十两。总计：五百一十三万五千一百八十一两。”

李国宾说话时，李平胡的喉咙滚动，眼中似乎有银光闪烁着。

刘国缙莫名微笑，时不时的从容抚须，姚宗文也有点掌不住的模样，不过他比李平胡要沉稳很多，姚宗文的募兵—之事已经定局，他很快要赴辽东做这事，预计募集二万人左右，朝廷批给他二十万两银，这笔银现在还没有着落，估计是从广宁蓟镇密云永平各镇的拨银中各扣几万两来凑，朝廷对姚宗文的募辽东守辽土特别有兴趣，批银子也很大方，姚宗文打算拿出几万来分给辽镇上下，自己落个十来万，拿出一两万来募几千人撑撑场面，待几个月或半年后再把人解散了事。

“老李，”刘国缙道：“户部预算案收入部，说说看。”

“好。”李国宾揉揉眉心，说道：“诸省府州县田亩征银五百二十二万九千六百五十三两，杂项，九十六万八千八百五十三两，盐课，九十三万九千八百五十五两，关税，二十七万一千两，额外杂项，六十四万零七十八两。其中，生员优免四十三万四千七百八十三两，督抚军饷巡按公费十五万零六百两，南京户部事例银二万两，南京工部芦课银一万四千四百八十五两，赣州府河桥税一万八千两，南京五城典税银二千二百一十两……共计，八百三十八万二千六百九十四两正。”

“好，好，好。”

刘国缙连说数声好，在座几人都是红光满面。

姚宗文笑道：“国家岁入大增，纵有辽事用银亦可支应的过来，甚好，看谁还说我们东林党不擅理财，不能治国，只会纸上谈兵。”

刘国缙道：“日后辽饷开支浩繁，可能还要增赋，不过，那也是以后的事了，暂且这几年内，光是这收入也足够了。”

这算预算案是天启二年，比起万历早年二百万左右的收入增长了六百余万一年，这其中最大的增收当然是田赋增收，然后就是杂项增收，也就是商税征收的力度和幅度都增大了很多。

天启年间的征税力度确实很大，民间的压力也很大，这导致在崇祯早年时放缓征收，减免了不少赋税，后来成为东林党的罪状之一。

其实从天启到崇祯年间，征收杂税和商税贴补国用是朝野的共识，魏忠贤没有后人说的那样有能耐和伟大，征税力度加大是东林党在天启四年之前就开始了，天启四年后魏忠贤维持了高额税赋的同时也加大了浪费，中枢开支巨大，光是修陵和给自己修生祠就浪费了太多钱财，到崇祯早期不得不减赋，但后来农民起义加女真两边夹击，崇祯不得已又多次加赋，不仅是田赋增加，其实商税杂项收入到崇祯四年和天启年间已经相差不多，只有细微的差别，不过明朝对地方的管控失调，关税收入始终有限，大量的好处落在勋贵太监和文官加富商手里，并没有把东南的富裕利用起来，可惜可叹。

“这事不是定局。”刘国缙道：“老李，你们要千万保密。”

“这是自然。”李国宾肃容道：“这是何等大事，我岂敢出去胡说八道？”

“很好。”刘国缙满意地道：“日后你有事再来，老夫帮的上的，总会设法相助。”

“多谢老大人。”李国宾两手搭起来，长揖下去。

……

李国宾回家后已经是过了二更，墙角的自鸣钟快指向十一点，他洗了洗脚就匆忙睡下，感觉精神上无比疲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