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张邦彦对安塞的变化并非没有疑惑，事出反常则为妖的道理谁都懂，但斟酌来去，也没发现这些变化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危险。毕竟在这一切发生之前，陕北已经连续几年大旱，百姓已经疲敝到了极点，或是流离失所，或是投了流贼，老老实实待在土地上的农民眼看就是死路一条。而且情况还在持续恶化之中，仅就天启六年以来，陕北就有白水王二、府谷王嘉胤、安寨高正祥、洛川王虎、黑煞神、延川王和尚等十余处流贼作乱，其中王二流窜最广，已与府谷王嘉胤合流，号称5万大军，已攻破县城数座！官兵对此剿不胜剿，更何况，匪过如梳,兵过如蓖，官兵军纪败坏，名为剿匪实则为祸更烈，往往造成更多的人走投无路而投贼，这也是贼势愈炽的缘故。说实话，张邦彦对自己能得善终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他甚至希望朝廷早点将自己罢官拿问，自己也许还能逃过一死，不用再受这种煎熬。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是对现状有所补救，哪怕是一杯鸩酒他也毫不犹豫地饮了，至于里面有什么蹊跷怪异，他没兴趣知道！再者说了，圣天子即位，这正是上天眷顾之兆，妥妥的祥瑞啊！哪个混账王八蛋说有妖人作乱那不是自己找死吗？况且除去钻井机械、土豆良种这些不谈，陶管取水，以工代赈，兴修水利都是正大光明的堂堂之法，且极易推行，正暗合儒家匡世救民之道，非干员能吏莫能为之。自己也发现了，这一切跟那个叫吴为的很有关系，但他似乎不愿出这个风头，将功劳大半让给了县令李崇，这其中倒颇有可玩味处，但毕竟与己无干，自己倒正好从中取利，分润功劳。至于搞清楚吴为的动机，张大知府没那个精力也没那个兴趣，大明朝聪明不了糊涂了的事还少吗？再者说了，县令李崇两榜出身，当此复起的关键时刻，更是爱惜羽毛，既然他都欣然受之，那定是绝无可疑了。

唯一可虑只是就是他招募的那些青壮，表现得过于强悍了，但这也可以理解，这年头谁有了这么多粮食都要防止别人觊觎，大户被抢的也不是一户两户了。再就是他愿一力赈灾，不取报酬，这倒是一桩奇事，但得知薯种不能推广之后，张知府在遗憾之余也释然了，就知道不可能有这么好的事，原来如此！他既然垄断了这般高产作物，一季粮食对于他来说就算不得什么，反倒是大家接受了这种粮食之后，以后那才是财源广进！听闻福建那边海商手笔奇大，这吴为与之关系密切，恐怕也沾染了彼等风范罢。

安塞的两名主要官员李县令和孙教谕的想法也与张知府相类，他们不是没有怀疑过吴为，但自身得益太大，而弊端绝无，实在没有不支持的理由。尤其吴为以贱价买下200多顷田地后又推广取水灌溉之法，两人更是放心，这一翻手荒地变成良田，吴为获利不下白银数万两！就说嘛，怎么可能有不图名利之人呢？其后吴为言道薯种不可推广，两人是不信的，猜想多半吴为欲以此谋大利，至于将一季土豆全数捐出赈灾，虽然手笔甚大，也不过是商贾手段罢了。大明朝甚为缺粮，坐拥如此大利，一季收成又算得甚么？两人自以为猜中了吴为的意图，更是心中释然。

吴为并不知道大小官员的心思，但他本来就没准备长期当免费保姆，他只准备帮助陕北将眼前饥荒度过去，只要撑到明年，等灌溉、积肥诸般措施到位，陕北的灾情就可不攻自破，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基础也就消除了吧，那时候自己就不用再不计回报地持续投入了。这年头，粮食就是白花花的银子啊，建虏、蒙古那边现在粮食都到了八两银子一斗了，不乘机赚他一大笔都对不起穿越这一遭！还有，要是做得绝一点，甚至可以用粮食作为武器让蒙古站在大明一边去打建虏！虽然与几位上官的猜想并不尽然相同，但想靠粮食发财这一点倒是被他们猜到了，这倒是使他无意中消除了身上的许多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