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寻常平民百姓眼中，凡是衙门里做事的人物都是大爷，在懂些门道的人眼中，只有在官府名册上拿工食银的人物才是爷，至于白身副役之类，说到底不过是个帮闲罢了，在有身家的人眼中，衙门里六房的经承和管年，其他各房各处的主事，三班的班头和副班头，这些才是要紧的位置，有权有势。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他们所认识到的仅此而已，至于县衙里有品级的官员们，那属于另外一个阶层，和文吏差役完全两码事，官员家的仆妇亲随之类，则是和文吏差役差不多的层次，至于幕僚师爷这种，往往是和官员们一样。
但对于士绅来说，一县之地，能让他们给几分面子的无非是县城内的知县和分驻各处的巡检，一个是本地的主官，一个是各处的头目，其他人都不在眼里，当然，能被称为士绅的家里怎么也得有个举人功名。
在县城的政治生态中，县内有品级的官员和士绅是一个阶层，高高在上的阶层，在百姓眼中有权有势的文吏差役们，就和士绅们的家奴没什么区别，实际上，府州县各处衙门的文吏差役，往往都是士绅家奴充斥，这也是士绅们把持地方权力的手段，是大明立国至今通行的规矩。
当然，如果功名不能代代考中，那么士绅的资格就不复存在，特权什么的也都烟消云散，上一代还奴颜婢膝的吏目差役们，这一代就会变成虎狼。
这等情状怀仁县也不例外，只是整个大同边镇都是文风凋敝，科举不盛，已经三十年没有出过举人了，没有功名，自然成不了士绅，那么县内的文吏差役自成一体，掌握着各项公权力的他们成了本地的豪强，所以方铭才有如此势力。
但三十年之前，怀仁县的情况完全不同，自大明开国至今，大同边镇不过出了十六位进士，其中怀仁县就出了六位，这六位进士中，有五位出自一家，那就是怀仁刘家。
六代五位进士，等于这刘家兴盛了近百年，那时候怀仁县的事轮不到官府做主，刘家一言而决，这样的士绅豪门势力远不止小小的县城，甚至在大同城内都有影响，名帖送到山西太原那边都是招牌，那时候什么吏房经承，甚至巡检老爷知县老爷在刘家面前都直不起腰。
怀仁县是边镇县治，来这里做知县的最多是个举人，这等功名，怎么能在进士面前高声，那时候的刘家书信可以直达京城，看待本县的官吏差人就和看蚂蚁差不多，他们想安排谁在县衙当差，无非是让管家长随过来打个招呼。
这等高门看着烈火烹油一般，任谁都以为能世世代代传承下去，可刘家最后一位进士死在任上之后，刘家子弟再也没有中过举人之上的功名，看似不倒的高门立刻就土崩瓦解，不单官面上的事人走茶凉，地方上也不再顾忌，原来刘家的很多产业都被众人巧取豪夺而去，要不是刘家还有几位故旧做官，只怕早就被撕咬干净。
壮班班头黄多就是刘家家奴出身，将他安排到衙门做事的时候，刘家最后一位进士还有半年就要死在任上，黄多当差时候倒是和其他刘家出身的人不同，做事周全，懂得分寸，所以在刘家只有一个秀才的时候没有被人踢出去。
当日里，刘家那个秀才年纪还小，怀仁县都以为这位秀才会和他的长辈祖辈一样，在考场上连战连捷，一路高中，却没想到这位终其一生只是个秀才，他的儿子到四十几岁才考中秀才功名......
靠着大家的这个错觉和期盼，黄多这么坐上了壮班班头的位置，就这么十几年过去，大伙也能推断出这刘家搞不好败落了，黄多这壮班班头的位置也就不牢靠，可就在大伙要动黄多的时候，却又出了一桩事，有人要侵占刘家的族产，本来是板上钉钉的事，没曾想把刘家逼急了写信求恳故旧，层层传递，结果那一任的知县被罢官，主导此事的某人也被问罪下狱，这就震慑住了怀仁县上下，大家才知道烂船也有几斤钉。
再接下来这十余年，刘家愈的惨淡，甚至连秀才都有考不中的架势，当年的故旧亲朋也都烟消云散了，大伙对此也心知肚明，不过都给几分面子，当个死老虎来看，免得再有当年那等祸事，反正没有多少油水可榨，懒得理会了，至于黄多这边，这么多年经营了自家的关系，上下都奉承的不错，也不和旁人争什么，所以就这么猥琐着一路下来了，当个没有实权的空架子。
所以这位好处没有太多，但遇到为难事却得顶上，比如说这次和朱达打交道，另一位实权的刘副班头死活不敢出现，黄多只能硬着头皮过来，要知道这壮班上上下下都怕得要死，谁也不敢出头了。
这黄多的事没什么稀罕的，无非是正常的人情冷暖，倒是这科举世家刘家相关让朱达很感兴趣，按说如此高门大户，郑家集不会听不到，但根本没有人提起，从秦秀才到郑家人都是如此，想必在世人眼中，这刘家等于不存在了，提都懒得去提。
在这十余年的人生中，朱达所遇到的任何人，无论高低贵贱穷富，都推崇一件事，那就是“惟有读书高”，世间万事，只有科举成功才是真正的成功，实际上在那二十余年的记忆里，也是大体如此，只不过在那个时代的学习是个训练，培养你的逻辑思维，积累基础知识，然后去从事各行各业，类似于科举的公务员考试仅仅是一条路而已，这条路只在东三省和山东特别受推崇。
但在这个时代，所谓的成功，只有寒窗苦读，科举考中，然后做官这一条路，在主流的价值观中，只有这一条路可走，所以无论秦秀才、袁标还是向岳，都曾对朱达说过，你这样的头脑不去读书可惜了。